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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中的国家基石(二)

楼主:新甬商 时间:2019-08-10 10:52:33

引言


在人类进化的长河中,250万年的工具制造史,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蛮荒时代的生存需求,到战争年代的称雄争霸,再到和平时期的繁荣发展,工具制造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从未改变。

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来就是实体经济的竞争,强大的装备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在全球,机器制造每天都在创造着奇迹,机器制造的竞争每时每刻都体现着国家之间的博弈。

新甬商平台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促发时代脉动中对商业经济和社会责任的思考使命,在萌芽之际就以关注在甬兴业报国的中坚力量,为推进一个新的创造时代而努力。

    本期关注   

 匠心埃美柯



  1  

从制出第一顶伞到1960年,制伞社一路欣欣向荣,这年年底,制伞社作了一次统计,吓!全年共生产了199000顶雨伞,乖乖!

如果这家弄堂小企业一门心思守着雨伞不松手,专心致志做雨伞,将来的前途会是什么样的呢?不好预料。不过,问题在于这间小小的制伞社并不安分。就在制伞的同时,开始加工螺丝螺帽和钻头。如果把雨伞看做农业社会的遗老,那么螺丝螺帽和钻头则是工业社会的常客。你不能不信,合作社就是把与制伞毫不搭界的东西,就这样无厘头地在一个屋檐下存在了。谁能料到,制伞社的这个小小的不安分行为,是把一枚种子埋进了土壤。这是一枚叫作五金的种子,它的出场正是后来所有转型行为的开始。

蝴蝶悄悄煽动了翅膀。谁能想到有一天,手工制伞社摇身一变,成为汽车工业的一部分,在之后呢,它会像一条自由的鱼儿,欢快地拐进另一条河流,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

这简直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微缩镜像。起因居然是农业社会孕育的手工业,是手工业充当大工业的开路先锋。就像当年标致(PEUGEOT)家族在乡间箍桶、开磨坊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造出仅凭两个轮子就会飞跑的自行车,更难以想象,最终会还造出四轮汽车这种钢铁怪兽。

在未来,不久的未来,一个叫埃美柯的宁馨儿也会闪亮登场,成为一个有着响当当名声行走全世界的角色。

制伞社用小小的螺帽、钻头叩开了五金时代的大门了。这是他们从农业社会手工业经济中冲出来的第一步。这一步,精神层面上的价值远高于实际的经济价值。从此,创新的冲动作为一种精神基因被反复复制。当然这是后话。


  2  

还是回到1960年代吧。

1960年制伞199000顶是制伞社产量的巅峰,第二年产量就开始减少,年底的统计数字是164000顶。钢钻的销路也大大减少。莫非制伞社开始走下坡路?

1962年1月,制伞社领导班子调整。张明龙担任社党支部书记,邵金水、王信娣、程瑞香担任支部委员。理事会也作了改选,由邵金水担任理事会主任(同年下半年邵金水调出,王信娣任主任)。团支部书记由沈秀娥担任。

从1958年到1961年,留给中国人心头的是悲惨的烙印。这个大烙铁的正面是大跃进,其背面就是人民生活的“低标准”。这一时期城乡经济崩坏,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非但没工作岗位提供给这些人,就连正常的生活保障也日见窘迫。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号召,有计划地安排部分城市人口包括在职工人离岗回乡。制伞社积极响应,精简了62人回乡,又调出18人,社员人数减至146人。制伞量继续下滑,年产量降到了126000顶。

1963年4月,王信娣调出,领导机构又重新改选。张明龙担任党支部书记,劳祥岳、陈锡昌当选党支部委员。同时还重新改选了理事会、监事会,由劳祥岳、张炎明任理事会副主任,邱才宝、庄成仪、陈锡昌任理事。应宝庆担任监事会主任,章天高、应宝根任监事,鲍永德任团支部书记。

3年内三次调整领导班子、精简人员,都没能止住产量、产值的双双下滑。顺风顺水的好日子结束了,制伞社遭遇了成立十年以来的最大危机。

坐着发愁肯定不行,要想有活路,必须找出路。但是伞的销路还在萎缩。他们只能尽可能守住伞的业务,不要崩盘。同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出路,挽救合作社。他们把目光从伞移向了五金。制伞社果然不缺少能人,很快,他们研制出罗丝攻绞手和圆板牙绞手,为此社里还新添了一台刨床和二台车床。自此,制伞社有了名副其实的机器——三台机床进入了制伞社。不仅如此,社门口还新添了一块牌子:宁波市五金工具社。

就像蝴蝶翅膀在亚马逊雨林的一次轻微扇动,就因为这次小小的“越轨”,一个小小的尝试,让制伞社闯入了五金时代,完成了从农耕向工业的转化。制伞社埋下的五金种子发了芽,长出了幼苗。

1964年9月,汪阿宝调入任党支部副书记。这年产量回升,制伞138000余顶,总产值143000余元。


  3  

1966年,“文革”爆发。

贴隔壁的宁波市手工业联社模具厂,原本是一家欣欣向荣的绩优企业,却戛然收住了蒸蒸日上的势头,开始走下坡路。在造反有理的名头下,此时厂内山头纷起,各派势力斗得如火如荼。1967年5月,该厂实现了造反派联合,成立了红色革命联合造反组织,把个好端端的企业斗得七零八落灰头土脸。此时制伞社虽也有人心潮澎湃,少数几个人也起来造反闹革命去了,但大部分人仍旧坚守生产岗位。这年产值仍创新高,达到223000余元。可喜的是,在这样动乱的年代,制伞社职工没有群起造反,而是沿着更加精密的技术路线走了下去,让这棵五金幼苗继续成长。

1967年,制伞社再次跨界“异动”,试制成功了黄油枪头和汽车制动软管,又是和以前产品完全不搭界的东西。章天高、邵文元为这次“异动”立下殊功。由于汽配件和五金产品异军突起,1967年全社总产值增长到330000余元。

世界上有两类常态企业可以互为参照。一类是咬定青山矢志不渝型,几代人几十年上百年专攻一业专事一物,走精深路线把产品往极致做,用卓越品质把对手甩开。日本唯一的制造螺丝钉的企业,德国仅有的几家电镀厂就都是这类。另一类是蛙跳型,视野开阔心思灵动,对自身和外界变化都极为敏感,时刻准备着调整姿态,争得先机,但凡有机会就会尝试新的事物,直到成为一个行业的翘楚。

五金时代已然到来,是伞业谢幕的时候了,维系了14年的制伞业务全盘移交给了浩河竹器社。

1968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羊行巷29号挂出了新企业招牌——宁波市红卫汽车配件厂。在那个以闹革命为主业的年代,多少企业在内斗中散了垮了,而这个小小的弄堂企业却逆势生长,从手工业中脱身而出,蝶变为现代工业的一部分,其中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的草根本色,又或是深受传统宁波帮前辈务实进取精神的影响吧。事实上,中国商业所谓的海派气质,底色就是宁波帮的商业气质,眼光高远,态度务实,经济明晰。这种气质早已在宁波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尽管计划经济已然成普及之势,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像竹笋,即便是上面压着石板,幼苗还是能够顶起石板,倔强地冒出头来。


  4 

新挂牌的红卫汽配厂成立了革委会。汪阿宝任主任,柳昌祖任副主任,张炎明、蔡志安、郑征棠任委员。从这一时刻起,新的一轮合并再次开始。

1970年9月,宁波东风汽车配件厂并入红卫汽配厂。

东风汽车配件厂前身也是手工联社下属的街道弄堂工厂——宁波麻纺织品制绳生产社。有意思的是,这个生产麻线麻绳的作坊,也生产绞手。这情况和制伞社生产钻头一样,过程总有些无厘头。1966年,这个麻线作坊里又开始生产汽车电喇叭,给钱塘江汽车厂配套。以后又相继投产了汽喇叭、汽车喇叭按扭、继电器、点火器等汽车配件产品,企业也更名为东风汽车配件厂。东风汽车配件厂并入红卫汽配厂后,带来了新的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了。

同年10月,宁波农机配件厂也并入红卫汽配厂。工厂规模的空前扩大,职工人数增至398人。厂领导机构再次发生变动,主管局派谢富棣担任红卫汽车配件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革委会主任,还任命徐阿三、汪阿宝为副书记,童孝娣、陈锡昌为委员。厂革委员主任谢富棣,副主任徐阿三、汪阿宝、柳昌祖,委员张炎明、蔡志安、郑征棠、王文仙、桂阿宝、黄根法、施卫。厂革委会下设政工、生产指导、后勤三大组:政工组长徐阿三、副组长童孝娣。生产指导组组长柳昌祖,副组长桂阿宝、张炎明。后勤组组长陈锡昌,副组长黄根法。

宁波农机配件厂在演武街126号,并入红卫汽配厂后,只是把厂门口的农机配件厂的牌子摘下,换上红卫汽车配件厂的牌子,大多数职工仍在演武街上班,生产由葛启福负责。

羊行街厂部设一个喇叭车间,生产由王文仙、樊忠良负责。绞手设钳床和成品两大组,生产由杨品娣负责,油枪、软管、园板牙三大组,生产分别由竺世良、章天高、陈静娟负责。

这一系列合并动作让人眼花缭乱。然而,等待他们的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合并,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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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幕后

                       作者|沈国强

                       图文统筹|Young老师

                       见习编辑|经莹

                       部分图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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