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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谍】傲骨梅无仰面花-从西路军幸存者到国际情工刘鹤孔将军碎片

楼主:针眼 时间:2019-01-11 06:47:29

刘鹤孔,1914年11月出生于江西永新县乐川镇山上村,四岁丧父,13岁时母亲将他送往永新一家裁缝铺当学徒。

1929年,年仅15岁的刘鹤孔参加了永新总工会领导的清查敌产斗争,同年加入共青团。

1930年参加红军,这年红军内部开展所谓反AB团斗争,他险遭杀害。他参加过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先后担任过连指导员、团青年干事、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

1934年调任九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长征。在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南下过程中,以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为首的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刘鹤孔参与其中。后来他和坚定拥护中央的多名干部遭到打击报复被从九军团调出。

1936年,中央军委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刘鹤孔任二六七团(西征途中第三任)政委,亲历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荒漠严寒的艰苦环境中,与六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197天,大小征战百余次,行程数千里。从祁连山转移至新疆星星峡时,两万多经过土地革命战争考验并参加过长征的红军骨干,仅剩下400余人。

星星峡西路军幸存指战员合影,一排左五为刘鹤孔

前苏联在这个时间段,为了针对日本军方动向(主要还是关东军和大本营对于南进还是北上的确认性)以及世界各列强关于战争发展动向,未雨绸缪,陆续从中共军队中选拔人员至前苏联莫斯科近郊国防部无线电学校(赫姆基学校)的情报工作研究班进行电台,情报工作训练。选拔培训情报干部的条件很高,从中国红军中挑选历经反“围剿”和长征考验最优秀的营团级干部,都是经受过战火洗礼的精英中的精英(该计划最早是从原中共情报系统优选,但在莫斯科,这批学员毕业后,首先遭到了清洗。还是王明给整的材料。建国初期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李正文便是其中之一,被关押5年后,前苏联给予平凡,41年回国后受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情报员。原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姚艮亦在此时被关押七年不到)。为施行这一计划,苏军总参谋部投资不菲,在苏联物资极匮乏之际,让他们住豪华的房子,生活上给优厚的待遇,进行为时一年的专门业务和技能训练。然后经过精心的设计预案,再万里迢迢把他们派回到中国来。

姚艮

1939年,莫斯科为刘鹤孔重新编撰了履历,特别在一些细节上下了功夫。对刘鹤孔抵达上海后的工作步骤是:接上关系,确定身份,建立电台,开展工作。时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是苏联人尼克莱.伊凡诺维

1939年4月,刘鹤孔奉命从莫斯科飞抵乌鲁木齐,经过兰州、西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安排食宿、证件、车票。再从重庆经贵阳到昆明,在昆明办理去越南的护照,护照化名王保华。

1939年5月中旬,他在越南海防乘英国太古轮船经香港,在香港与先期从延安辗转而来的助手齐克君汇合,后一起到达上海。从此刘鹤孔转入了地下工作。

齐克君,出生于北平富裕家庭,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8年冬加入了中共。这次作为刘鹤孔的助手,共同在上海组建秘密电台。为了便于掩护,她对外的身份是刘鹤孔新婚不久的妻子(1941年1月,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到达上海后,很快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及共产国际东方部上海地区机构取得联系,装扮成来上海做生意的,用组织上给的5000元法币,开了“万兴五金店”。就这样,刘鹤孔在上海建立了独立情报站。

1939年6月刘鹤孔架设了国际秘密电台,担负上海与海参崴通讯联系,负责报务和机务。他的第一个电台设在法租界白尔布路(今重庆中路)的两层店面房子里,店外挂着“万兴五金店”的招牌。刘鹤孔依旧以王保华化名,对外身份是王老板。还有一个姓戴的伙计和一个学徒,帮助张罗生意上的事。此后,刘鹤孔白天为开店而忙碌,进货、卖货,所赚得的钱,交给组织作活动经费。

一位江西人来到人地生疏的上海滩,白天开店经商,夜间发报,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他克服了面对的种种困难,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类任务。

1939年8月到1944年2月的四年半时间里,电台六次转移,刘鹤孔的公开身份也随之改变,先后当过三家五金店的老板,又从五金店老板变为转租客房的二房东,再由二房东改做跑街生意。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地区,开始对公开的电台实行造册登记,对秘密的电台加紧搜查、探测、破坏。

刘鹤孔回忆:日寇派遣特务汉奸潜入租界,设立特务机关、秘密据点,进行侦察、监视、绑架、暗杀等破坏活动。一切都时时威胁着电台的存在,尤其是敌人对空中电波的侦察测向,则是根本无法躲避的。刘鹤孔的电台处于日寇的严密监视区内,虽然刘鹤孔是单线联系,并且极为隐蔽,刘鹤孔、齐克君也处处谨慎,为躲避敌人探测,经组织安排,多次搬迁,变换收发报地点。但因为战争的加剧,刘鹤孔电台承担的任务不断增加,总部增加该电台与乌兰巴托通报。发报到乌兰巴托,由于路途遥远,信号不好,有时要从深夜一直干到黎明。他们的电台终究还是被日本特工部门侦察到。

日军进占租界一景

1943年底至1944年初,刘鹤孔已经察觉到日寇情报机构布置的监视跟踪,这意味着敌人已经确定了地下电台的大体位置,企图通过跟踪监视,一网打尽整个情报组织。

1944年2月,刘鹤孔与他的领导人陈先生(特科老情工刘逸樵)见了最后一面,陈先生告诉刘鹤孔,他将短时离开上海,总部命令继续坚持与海参崴联系通报。刘非常清楚,莫斯科方面决定以牺牲自己,牵制敌人,换取时间,让其他同志转移。

刘鹤孔回忆中这样记述:那时候,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但是,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为了其他同志的安全转移,我们必须牺牲自己,坚持到最后的那一刻。我和齐克君做了最坏的准备。

1944年3月15日深夜,剧烈的撞门声将刘鹤孔一家惊醒,刘鹤孔和妻子意识到敌人终于下手了。日寇宪兵破门而入时,刘鹤孔一家已经穿好衣服,把藏匿的密码本销毁,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日本宪兵在刘鹤孔夫妇卧室的阁楼上发现了电台。刘鹤孔和妻子齐克君同时被捕了。

被捕后的最初5个多月里,敌人对刘鹤孔进行了20多次审讯,每次都使用了极其残酷的刑具,企图从刘鹤孔口中得到情报组织的秘密,特别是陈先生的情况。但是刘鹤孔抱定牺牲的决心,始终坚持在莫斯科安排好的口供,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以前学过收发报技术,为了养家糊口,多赚些钱,买了一部电台,帮人家发一些生意方面的电报。刘鹤孔被拷打得遍体鳞伤,一只耳朵被打聋,未向敌人透露丝毫组织机密。齐克君也按照预定的口供与敌人周旋。

在关押的几个月中,齐克君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肺病发作,由组织派人作为她们的远房亲戚保释出狱。

1944年8月,敌人将刘鹤孔移押江湾看守所,关在一个只有两平米的小牢里。这是当时重罪犯人处决之前的关押地。

刘鹤孔回忆:很小的牢房里关押两个人,我们只许背靠背跪坐在地上,不许讲话,每天给很少一点变质的饭团。与我同室的是一位文弱的青年,有一天悄悄告诉我,他是重庆方面的情报人员,重庆方面正在营救他,很快就能出狱了。我当时真是羡慕他,但是哪里知道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这位抗日青年就被带出了牢房,押上了汽车,被执行处决。

1944年8月,由于找不到确凿证据,刘鹤孔被押解到日寇江湾的军法处,以“军律违犯罪”判处五年徒刑。

1944年9月,刘鹤孔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因受敌人酷刑折磨,刘鹤孔刚入狱就大病一场,全身浮肿,头发落光,躺在地铺上爬不起来,几天没进一口米水,已是奄奄一息。其监区看守长将刘鹤孔送进监狱医院治疗10余天,才渐渐地缓过气来。直到刘鹤孔出狱后才知道,监区看守长原来是他的同志,中共地工人员。刘鹤孔在狱中度过了近一年极为苦难的日子。

提篮桥监狱大门旧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组织营救出狱。此时根据上级要求,中共国际情报人员回归。一家三口在组织安排下到了华东解放区。谈到自己从敌人的枪口下幸存下来,刘鹤孔认为,客观地讲,莫斯科方面的经验、周密安排和情形预案起到了一定作用。

回到山东军区根据地,在情报处任干部训练班主任,不久任干部科科长。1947年滨海地区成立海上工作委员会,他被派担任委员,旋即回到部队。

1947年刘鹤孔重返部队后,任第三野战军七纵二十师政治部主任,七十四师副政委,参加淮海、渡江等战役,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空军干部部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军副政治委员,第一机械工业部政治部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鹤孔抗战期间在上海的电台情工经历和中共著名的烈士,地工人员李白何其相似。只是他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并继续为之工作,李白则牺牲在建国的前夕。)

开国将帅中,曾有情报工作经历不少,其中著名的有元帅:叶剑英(主管某大方面情报及统战工作)、聂荣臻(曾短期在上海进入特科);大将:陈赓(中央特科情报科首任科长);上将:李克农(中共军事情报首脑);中将:刘少文(华东华南刘少文系统中首脑);少将:刘鹤孔(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东方部上海国际情报组独立台)

向所有为信仰而埋名奋斗,并流血、牺牲的先贤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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